荣辱观的形成受着多方面因素的决定和制约。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需要全面认识和营造有利于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的条件。

　　一、正确把握“衣食足”与“知荣辱”的关系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物质生活条件与荣辱观的关系问题。“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句名言，自改革开放以来曾受到诸多论者的青睐，在各种报刊和书籍中被频繁引用。然而，人们看到，现在我国物质生活条件已经明显改善，但不知荣辱甚至荣辱颠倒的现象却大量存在，于是有些同志又对这一名言的正确性提出质疑。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衣食足”与“知荣辱”的关系呢？

　　客观地看，当年管子从治国施政应当优先关注民生的意义上讲“衣食足则知荣辱”，是很有道理的。民以食为天，物质生活需要乃人生第一需要。当人贫困到衣不御寒、食不果腹的地步时，最要紧的是为活命谋衣食，哪里还顾得上讲什么颜面荣辱？在数千年历史上，每当社会爆发大饥荒之时，都无一例外地导致了道德体系崩溃、社会风气败坏。毛泽东同志在批评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时曾经指出：“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65页）这是彻底唯物主义者讲的最朴素的真理。因此，当年“四人帮”散布“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怪论，既为时人憎恶唾骂，又被后人作笑料谈。即使不存在温饱问题，经济富裕也比贫穷有利于增强荣辱观念，提高道德境界。经济上富起来，可以为社会教育、个人学习修养提供良好物质条件，使人产生塑造美好人格形象的精神追求，也有条件遇事礼让和资助他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好又快地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形成和巩固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

　　然而也应看到，荣辱观并非物质财富的派生物和附属品。如果认为凡贫穷者都必然不知荣辱、道德堕落，凡富裕者都必然知荣知耻、道德高尚；或者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人们就会自然形成正确的荣辱观，道德风尚就会自然好起来，那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回头看历史，经济上的贫富与道德风尚的好坏并不是完全同步的。“贞观之治”时的初唐，远不如“开元盛世”时的盛唐富裕。但据史书记载，贞观期间政风清廉、民风淳朴，甚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而开元后期则是官吏贪贿、豪强侵掠、盗贼蜂起。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物质生活条件极其菲薄，道德风尚却为世人有口皆碑；国民党官员和军队的物质生活条件比共产党好得多，道德上却一塌糊涂。建国初期的物质生活条件远不如现在好，但那时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3页）令今人赞叹怀念。至于个人，富家虽有知荣辱的智者仁者，但也有恬不知耻的蠢人坏人；古今享誉天下的志士仁人，多出自贫寒之家。现在先富起来的人中，有爱国爱民、乐善好施的，也有为富不仁、违法乱纪的。事实说明，正确荣辱观的形成，并非单纯取决于物质财富的多寡，而是受着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二、全面认识和巩固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的经济基础

　　作为社会意识的荣辱观属于上层建筑，各种不同的荣辱观都是在特定经济基础上产生并为之服务的。例如，以社会地位等级高低为标准的荣辱观，以拥有金钱多寡为标准的荣辱观，是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并为之服务的；以是否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为标准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并为之服务的。

　　经济基础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制约着人们“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372页）对人的切身利益和荣辱观形成具有更直接的决定作用。如果社会经济制度不合理，即使社会物质财富再多，也是被少数贪婪成性的剥削者所占有，多数人照样挨饿受冻，又怎么可能形成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荣辱观？我国古人曾以各种愤懑的诗句描述和谴责封建社会不合理的经济关系，例如“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园林手种唯吾事，桃李成荫归他人”，等等。在这样的经济关系中，自然难以形成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荣辱观。今天我们要确保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反对和防止私有化与两极分化。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8页）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辛勤劳作者受穷憋气，不劳而获者享福神气，必然会助长一些人的巧取豪夺和骄奢淫逸之风，形成笑贫不笑娼、崇邪不崇正、向恶不向善、学奸不学诚的荣辱颠倒现象。

　　人们大都是从自己直接感知的社会利益关系中确定荣辱观念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如何进行利益分配，什么人多得、什么人少得，都具体地体现着我们的社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尊崇什么、贬斥什么，也就等于是在用事实告诉人们何者为荣、何者为耻。如果人们经常看到奉公守法、诚实正直、埋头苦干的人遭受漠视、冷遇和吃亏，而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巧取豪夺之人受益得宠，那就必然会导致荣辱观的混乱甚至颠倒。取财之道，即列宁所说的财富“谋得方式”，对一个人荣辱观的形成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通过辛勤劳动就轻易获得财富的人，往往会形成鄙视劳动和劳动群众，以不劳而获、夸豪斗富、骄奢淫逸为荣的荣辱观；通过不正当途径和手段获得财富的人，往往会形成视诚实正直、遵纪守法为傻，以投机钻营、欺瞒诈骗、巧取豪夺为能的荣辱观。只有通过辛勤劳动创造和合法经营获得财富的人，才有可能形成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因此，必须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进行利益分配，建立赏罚分明、扬善惩恶的利益调节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有德者光荣，受社会尊崇和鼓励”，“无德者耻辱，受社会鄙视和贬斥”真正成为社会的道德导向。

　　三、积极发挥思想教育、社会舆论和榜样示范的正确导向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方面又肯定社会意识具有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因此，要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必须积极发挥思想教育、社会舆论和榜样示范的正确导向作用。

　　第一，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形成虽然依赖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只有这个基础还不够，还需要文化上、思想上、理论上的努力。当然，人们凭直观经验也会自发地形成对荣辱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但由于缺少科学理性的指导，这些看法往往是混沌、脆弱、不稳定的，甚至是错误的。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市场所固有的自发性和趋利性容易诱发各种急功近利、狭隘片面的观念。第二，我国在几千年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封建主义荣辱观，至今仍残存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并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继续在社会上发生影响。在对外开放和信息化条件下，西方资本主义的荣辱观念会通过各种渠道渗透进来，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只有大力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帮助引导人们自觉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正确认识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理性观察和思考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矛盾和问题，科学分辨是非利害和善恶美丑，才能使干部群众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社会舆论对人们荣辱观的形成具有无形的约束和激励作用。各种腐朽错误的荣辱观大都是通过社会舆论传播的。胡锦涛同志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因此，必须注重发挥党和国家主流媒体对社会舆论的正确导向作用，凡属党、政府和军队开办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站，都必须坚定不移地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地批判各种错误的荣辱观念；必须依法加强对各种小报小刊和互联网站的监督管理，决不能容许腐朽错误的荣辱观念利用这类媒体自由传播泛滥；必须净化各种公共场所和人际交往中的舆论环境，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各种聚会和私人交往中自觉地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抵制错误的荣辱观念，决不能随波逐流，传播那些不好的“段子”或“顺口溜”。

　　榜样示范是我们党做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对干部群众荣辱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我们要注重在干部群众中发现和表扬那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先进典型，用他们的先进思想和事迹，教育民众；另一方面，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好模范作用，时时处处以身作则，严格自律，为群众做出好的表率，防止因自己思想不端正和言行不检点而对群众的荣辱观念产生误导。

　　（作者：国防大学军队建设与军队政治工作教研部教授）

来源：《求是》